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 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 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建立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 当别的诸侯都因为获得了封地而感到满足时，只有刘邦心中充斥着不满。由于没有历史和身份的包袱，他 眼中看到更多的是秦帝国的威仪，他不想作为一个诸侯统治汉中这个小地方，而是想作为皇帝君临整个秦帝国的疆域。于是，所谓楚汉相争，就意味着到底是项羽的“诸侯加霸王”模式，还是刘邦梦想中的“中央帝国”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了。
- 李悝 VS 商鞅：两种完全不同的变法。（1）李悝是在尽量不破坏原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改革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一定的增产。可以说，他的变法是温和的，适应魏国复杂的政治体系，但不具有革命性。魏文侯可以通过李悝的改革使魏国成为强国，却不足以用来进行统一战争。到最后，由于改革成果无法持续，魏国也随之衰落。（2）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秦国却是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这个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政令直达每一个人，这样的战争机器产生出了强大的力量，将各国一一摧毁。
- 在任何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初期，当王朝创建者擦干了剑上的血迹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秦始皇更看重后者。他首先利用政府控制力解决财政问题，没有考虑民间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经济的羸弱、人民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而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么汉代的经济也许会进一步恶化。他 适时的死，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变革的空间……
-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在儒家看来，如果中央帝国的权力失控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帝国势必在未来出现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机，必须在政治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权威，削弱地方上的诸侯势力。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仿佛就是只讲主义，不讲实干，喜欢搞政治。害人不浅，遗毒太深！SB！
-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贾谊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预，重视发展农业，贬低其他行业。这样的做法对于经济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 但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 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 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大一统时代的生活。
-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这是 组织自己的惯性和异化 吗？
- 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 了。
- 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 财政扩张。
- 财政扩张端同时，是人性的“暴露“或扩张：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 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这是个人素质的原因吗？不，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发生，人都是趋利的！核心是否是一把手要清醒？但靠个人、靠得住吗？还是需要三权分立那样的制度？人性到底如何才能被克制？
- 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 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是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又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同样的例子，参见《脆弱的崛起》，参考俾斯曼下台后的德国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况，最终把德国无可避免推入了惨烈的一战。那么，如何关注言论呢？靠上面的人的心胸？
- 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 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 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 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 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 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 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正如前面提到，专业性容易让人弱化道德约束，这是一种可能；这里的对战是否是一个例证？但其实，可能“屁股决定脑袋”才是最核心的原因。但 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下，一个人的专业性往往与其特定的职位相联系，那么立场和客观性受到影响便是自然的了。所以，美国的陪审团让啥都不懂的底层民众来用最淳朴的思路、最直观的感受进行决策，有其合理性。
-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 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那么，如何去掉这种权力呢？尤其在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重要、甚至国家成为市场的竞争单元的背景下。参看前面瑙鲁和波音飞机的例子。
-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种 理顺式的改革。……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所谓渐进式、防止动荡和起伏，有效果的，但是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 但是，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但反过来，如果不是理顺式的，还能是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周全考虑实在太难！很多运动式的整治啥的，渐渐不合时宜，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 其实，任何变革的时刻，人们都更倾向于保守的选择。——这应该是人性吧！
- 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红墙之外。……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 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西汉时期，除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聚敛之臣外，由于地方也遍布着盐铁官，故而可以推测聚敛之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或者可以称为“浊水集团”，与另一个儒者官员集团（清议集团）形成对峙。
-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总结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和现在争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几乎没有区别。
-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汉元帝死后，控制政权的是外戚势力。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水库论坛有个文章， 崇祯是怎么死的 #F1990，讲述所谓的“帝王之术”和普通的道德说教及社会规则是不一样的，因此长治久安的朝代，往往是太子立的早、历练的比较多的，因为他已经知道“套路”了。否则，一个接受普通教育的普通人突然接任皇位，往往结果堪忧。
-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金融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当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彻底收归国有之后，就彻底将政权的命运和金融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时候，金融的混乱都会让人想起政府的失职。——既然选择了用金融工具从民间获取利益，就要承受另一面。
-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南宋的金融混乱直接使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让这个中央王朝已经无力维持了。
- 北魏和晋朝的胜出，都是靠财政啊，论 专业和综合人才的重要性 ：邓艾的提议受到了司马懿的大力称赞，并立即实行。大修水利，兴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是因为司马懿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财政专家。……更难得的是，晋灭吴的两大功臣羊祜和杜预除了在军事上出类拔萃之外，在财政上同样颇有建树。[15] 他们和灭蜀的邓艾一样，精于财政竞争。……长期以来，我们只把羊祜、杜预和邓艾这三位平定了吴蜀之地的人……看作是军事家，但是，他们首先都是深刻理解财政问题的经济专家，只有在军备上做到了极致，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 东晋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不管多严格的政策，都会留有一定的后门。——“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成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另有规定的除外 /××批准的其他机构等”成为创新和突破的主要方向……看来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