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书中原文的摘录，仅供参考。
已经无力一一堆砌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了，做一些摘录和简要说明，应该足够体会之用了：
前言和引子，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 但（1978 年以来）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 代的 IT 行业。
-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 制度丧失调整能力 而崩塌。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 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那个时代的特朗普来了！）……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 （汉代初期）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帝国财政方面的一个巨大死穴：税收弹性不足。……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 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造成的自然结果。——为什么 迎合领导的作为，永远都在理固宜然地发生？不管在什么场景下！在后续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无数遍，而几乎全部是把相关人员或整个组织和民众的命运推向了深渊！比如最为典型的便是“聚敛之臣”在各个朝代“财政危亡”之际的小丑弄舞也罢，暂用饮鸩止渴法救于危亡也罢。
-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由于兑换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皮币。 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四十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不能靠 灭绝人民 来推行政策。
- 汉代的几个理财专家也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甚至到现在，人们还把这些人当作能臣的样板；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这些理财专家所做的实际上是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他们敛走的每一笔钱，最终都会通过另一种方式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形成更高的税收，并最终让人民无法承受。于是人们又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聚敛之臣”。……虽然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排斥商人，但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 当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的边缘，民间却还有巨富存在时，这些 巨富自然成为国家的目标 。…… 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要实现财富从私人向政府的转移，必须有一个 全盘性的安排。
- 这些钱如果留在民间，本可以作为发展经济之用；而收归政府后，却成为战争和高档馆所的浪费之源。
- 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
- 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东汉和唐前期的政府没有采取国家垄断的做法，其余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 国家垄断成为中央帝国的财政秘诀，逐渐成为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
- 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 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 统一的代价？本书只利用现代财政工具，分析并描述了汉武帝建立新财政体系的经过，并将国家垄断型财政体系对民间经济的破坏摆在了读者面前。然而，许多人却把焦点放在另一个问题上：国家垄断和政府干预到底是可以避免的恶，还是必要的恶？许多人认为：政府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在大一统帝国下，人民享有无数的好处：迁徙的便利，市场的庞大，和平带来的飞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切，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集权之恶，养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养活这个体系，又必须忍受政府垄断资源的存在。……这就是“必要的恶”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 即便保留政府垄断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可一个王朝仍然没有办法永驻。——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