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孩
当然，女婴悲惨命运的根源是中国普遍而持续存在的男孩偏好。在节育手段极其匮乏和落后的年代，家庭面临着子女不断出生和抚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于是只能选择溺杀在他们看来“性价比”较低的女婴。
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女婴生存的恶化不再是家庭在生育上自我规划的结果，而是演变为国家对生育的强力干预。
节育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扼杀女婴的方式看起来不那么血淋淋了。抹去一个 B 超上的黑影听起来远不如杀死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孩残忍；“我只是没有给她用最贵的药而已”也让人们更能够说服自己并不是杀死女儿的凶手。
1996 年 10 月，贵州黔南荔波县瑶山乡，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水平是判断中国女婴生存状况的两项核心指标。102-107 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在没有包括性别偏好在内的种种人为干预时，女婴的生存几率在生物学上高于男婴，自然情况下女婴死亡率应当低于男婴。当女婴死亡率与男婴死亡率之比高于 0.767-0.846 这个范围，就说明女婴死亡水平出现异常。
与近现代的饥荒、战乱类似，计划生育政策通过人为控制生育率，激化了中国原本就存在的男孩偏好。根据调查，实行较为严格生育政策的地区，其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失常更加严重。
性别鉴定技术和流产技术普及后，中国的父母为了获得理想的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途径逐渐从溺婴转变为性别选择性流产。调查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大约 40%至 50%的出生性别失衡可以用超声性别鉴定技术来解释。这很好理解，如果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对男婴的强烈偏好就意味着女婴出生可能性的大大降低。
1970 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06.1，尚在正常范围内。然而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从 1982 年的 107.17 上升到 1990 年的 114.73，2000 年又继续上升到 116.9，已经远远高于正常值。
1997 年，中原农村的计划生育标语：“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流”指超过生育指标必须做的“人工流产”）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的出生性别并没有失衡，1953 年和 1964 年的 0 岁性别比分别为 104.9 和 103.8。这并不意味着男孩偏好的消失，而是家庭自我优化子女性别构成的结果。
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去限制家庭生多少孩子，性别选择性流产又尚未普及，在一个家庭生出儿子之前就很可能有若干个女儿降生。研究也表明，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在已有女孩的家庭中，特别是既有哥哥又有姐姐时，她的死亡风险要比同样情况下出生的男孩高得多。
性别选择性流产是对女性的产前歧视，对女婴在营养、医疗上的歧视待遇则是对女性的产后歧视。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加剧后者带来了女婴死亡水平的升高。
在 1981 年时仅有浙江、江苏、河南和安徽 4 个省区女婴死亡率偏高，最糟糕的省份为安徽：男婴死亡率 2.841%、女婴死亡率 3.264%。到了 1989 年，已有 19 个省区女婴死亡率高于正常预期，情况最糟糕的是山东：男婴死亡率是 1.738%，女婴死亡率是 2.267%。
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 20 年后，女婴死亡率已从最初的“仅有四省偏高”恶化为“仅有四省不偏高”。2000 年，只有黑龙江、西藏、宁夏和新疆4个省区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状况最恶劣的是在古代就溺女严重的江西：男婴死亡率是 3.136%，女婴死亡率是 7.850%，也就是说，那时的江西，每死一个男婴就会死 2 个多女婴。
1997 年 9 月 9 日，中国北方农村计划生育标语：“该引不引株连六亲”（“引”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者必须去做“人工引产”）
中国女婴好不容易熬过了食物短缺、社会混乱的年代，却没有逃过疾病侵扰时被父母区别对待的命运。
2003 年对 815 名死亡儿童的调查发现，男孩从发病到见到医生的平均时间为 61 小时，女孩则平均为 85 小时；送男孩去医院多用机动车，送女孩却以人力车居多；同时，男孩生病转院次数也比女孩多。
这种区别对待也体现在预防接种上，公费的接种疫苗一般没有性别差异，但在自费接种疫苗的项目上，女孩很少享受得到。
2014 年 5 月 3 日，山东省邹城市凫山街道墙壁上的计划生育瓷砖宣传画
总之，漫长的历史中，饥荒、动乱、生育政策、亲生父母都有可能化身手持镰刀的死神，一步步逼向脆弱如花苞的中国女婴们。
在今天的中国，这些死神的身影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可是只要对男孩的偏好还在，谁能保证中国女孩的血泪史不会重演？只要对女性的歧视还在，我们不还是会继续见证和经历 “被嫌弃的中国女孩的一生” 吗？